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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催发了诗人的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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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唐酒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大明宫酒,研制开发了具有中国盛唐文化的扛鼎之作——“大明宫酒”,产品分为六大品系,分别以:贞观之治(634年)、开元盛世(741年)、将进酒(李白)、盛世中华(2010年)、和谐珍藏、典藏大明宫为名,她们代表了唐朝到现代不同的几个鼎盛时期及故事。

  笔者曾对李白、杜甫有关饮酒的诗作做过统计,发现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李白的一千零五十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共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单纯从数据显示,似乎李白有愧于“酒仙”的雅号,而杜甫才堪称唐代的“酒仙”。其实不然,这里有两个理由:其一,李白的诗文,遗失的比杜甫多,李阳冰《草堂集序》谓李白在安史之乱以来的八年间“著述十丧其九”,其后虽然屡经补辑,但散失依然是不会少的;其二,杜甫虽然嗜酒终生,而且死于白酒牛肉,但统观李、杜的平生及诗文,那种“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的大唐酒风,只有在李白身上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从酒后出精品杰作的数量和规模看,杜显然不如李。从李白的诗文尤其是他的“酒后醉语”的“觞咏”之作中,我们真切地嗅出了大唐酒味的浓烈和醇香,才被他那空前绝后的酒中之趣、酒中之真、酒中之情、酒中之狂、酒中之胆、酒中之奇所绝例。

  据史料考证,酒在中国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最早出现的酒是水果酒,其次是奶酒,粮食酒则最后出现,它们都是自然发酵酒。中国的正宗酒为粮食酒, 粮食放久了,发芽发霉,发霉的粮食叫“鞠”,发芽的粮食叫“蘖”,发霉发芽的谷物掉在水罐中,因其中有酵母菌,就糖化发酵成酒。中国的酿酒技术在殷商时代有了重大的发展,人们已熟练地用“曲”和“蘖”来酿酒,至汉代,制蘖、曲技术进一步发展。据《说文解字》记载,汉代的蘖,至少有七种以上。唐代是中国酒文化的高度发达时期,酿酒技术比前代更加先进,酿造业官私兼营,酒政松弛,官府设置“良酿署”,是国家的酒类生产部门,既有生产酒的酒匠,也有管理人员。唐代的许多皇帝也亲自参与酿造,唐太宗曾引进西域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宫中酿造,“造酒成绿色,芳香浓烈,味兼醍醐”。从酒器上看,唐人崇尚的是“美酒盛以贵器”,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琉璃钟,琥珀浓”。这些都反映了唐代酿酒技术的高度发达,以及与之相伴的唐代酒风的唯美主义倾向和乐观昂奋亢进的时代精神。

  李白是一个恃才傲物、洒脱不羁的人,而仗着酒胆,凭着股酒中真气,益增其“平视王侯,笑傲群伦”的伟岸超迈的气概。苏轼说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可谓一语道破李白的胸襟气度,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其中有酒的推波助澜的功力。所以,唐人的酒胆在 中国酒文化的大观园中可谓一支独秀。

  如果说唐朝是一个酒文化充分发达的国度,那么“酒催诗兴”、“酒助艺事”便是唐代文化最凝炼、最高度的体现。从李白个人来看,酒催发了诗人的诗兴,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成为李白诗的指称符号,甚至成了李白个人的指称符合。例如,历代酒家的酒幌、酒旗上乐于题上“太白遗风”四字,这“太白”就是酒,而酒也就是“太白”。从酒对唐代诗歌的重要性来看,酒已内化在唐诗中,并弥散着唐代文化的迷人魅力。可以说酒通过唐诗、通过唐诗中的李白,终于取得了一种诗美品格意义上的文化符号的地位。

  李白“觞咏”诗中的《江上吟》最能描绘唐代酒中诗国的壮观:“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在这个被理想化的“酒境”里,李白借酒而达到了道家的“坐化”和“忘机”的境界,但他并没有得意而“忘言”,他是“兴酣际会”、“笔落成诗”,酒化成了他的诗。唐人饮酒,终于蔚为唐诗的洋洋大观,李白则“酒以酣兴”,其“觞咏”之作终于成为唐代“酒中诗国”里最璀璨夺目的花朵。

  

  通过对李白“觞咏”诗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出唐代酒文化的发达与跃进。在酒文化的“道”的层面上,在酒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上,与酒相关的酒器、筵饮、歌舞、酒妓、酒令以及饮酒诗所组成的唐代酒文化大合唱,体现了唐代人文精神的真面目、真性情、真魂魄,而李白的“觞咏”诗歌更是唐代酒文化最凝炼、最高度、最集中的体现。可以说,若没有酒的推波助澜,唐代文化的魅力要逊色很多;有了酒的激荡,才产生了唐代繁荣亢进的酒文化;有了酒的催发,才产生了唐代酒文化的象征性符合号——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