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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康何以成为诗酒文化的高地?

  纵观中国诗歌文化的发展史,就如同一部诗与酒交融的赞歌,一首诗、一杯酒,诗在酒中、酒在诗中,酒助诗兴、诗颂酒德,诗借酒神采飞扬,酒伴诗醇香飘溢……就这样,诗与酒相依相伴,亘古亘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酒文化”。

  在“诗酒文化”的长河中,人们饮酒赋诗、因酒成诗,酣畅淋漓地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慨叹,行云流水地展示着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走进诗酒文化的世界,我们会邂逅由语言与酒液雕刻出的充沛情感、高远心灵,感悟一个民族的气质。

  地球上的一切事物,经过时间沉淀,都会慢慢形成自己的“轴心”,或者说是“高地”。那么,“诗酒文化”的“高地”在哪儿呢?

  中国诗酒文化源远流长, 诗中有酒是常态,但诗中有酒之品牌、产地却是鲜有的。 目前看来,仅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分别对应了杜康、兰陵与杏花村。

  三国纷争时,枭雄曹操在其风格雄浑的《短歌行》中,慷慨悲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首不着痕迹、有着生命力流动的诗歌,一举将“杜康”推向了诗酒文化的一个高峰。自此,文人墨客于咏酒之中抒放才华,大多都离不开杜康。

  及至唐宋时期,“杜康”已经是诗中常客。白居易在劝慰知己刘禹锡时写“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刘方平在杜康河边饮酒时写“凝看杜康泉,裴雾乱绕空”;邵雍隐居逍遥自得时写“吃一杯杜康酒,醉乐陶陶”;苏轼在聆听弟弟劝其戒酒时忍痛写“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陆游抱负难施寄托于酒酣时写“书中友王绩,堂上祠杜康”;杨万里实践酿酒时写“老夫出奇酿二缸,生民以来无杜康”等等。

  明清以降,“杜康”仍然不堕威名。徐祯卿写“将进酒,乘杜康”;冯梦龙言“杜康造下万年春,一面红妆爱杀人”;凌义渠说“最是英雄多慨感,杜康今日好销忧”;刘开曰“饮虽小道总师古,我宗杜康君陆羽”;宋书升道“惆怅东风慕娇女,朝露慨慷对杜康”;曹雪芹书“不怨糟糠怨杜康,克伤乩诼重玄羊”等等。

  从曹操“对酒当歌”开始,杜康便在历代文人的诗词之中,成为了一种生活、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人生态度,可以传递出壮怀激情、思念离愁、隐逸闲情、浪漫真意、愁苦悲愤,直击人的灵魂。

  众所周知,“杜康始作秫酒”,是名副其实的中华酒祖。为了感念杜康所做的贡献,后人为之立庙祭祀,逐渐将其发展成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而“杜康”也顺理成章地演变为了中华美酒和酒文化的代名词。

  时光如白驹过隙,于杜康酿酒遗址上拔地而起的杜康酒厂,如今已是历史文化名酒的领军品牌,同时也是中州大地的一张名片,在悠久的中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作为诗酒文化的“高地”之一,杜康内在的魅力由何而来呢?我想,至少会有以下三个层面的缘由——

  河洛文明,博大精深,辉煌灿烂。河图洛书,启迪了炎黄子孙的人文智慧。文字初创、姓氏渊源,都是源自河洛。深入剖析可以得知,河洛文明有其根源性、主导性、融通性、辐射性与凝聚性,诠释了生生不息的中华魂。

  浸淫在河洛文明之中,杜康酒厂在其发展之中也形成了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以及兼容的气度与实践的品格。

  

  如果将“洛阳”这座城市喻为一部书,那么翻开这部书,无论哪一页都是激荡磅礴的史诗。作为一座民族聚居的城市,从熙攘繁忙到多元碰撞,漫长的发展历程为洛阳赋予了自信、包容、和合的特质,也练就了洛阳人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

  杜康酒厂所在的汝阳(即“酒祖之乡”),隶属洛阳管辖,在其南行六十余里处,深受洛阳风韵影响,造就了杜康“诚信、自信、极致、进取”的形象,不焦不躁、不疾不徐、脚踏实地地用匠心酿造每一瓶酒。

  杜康酿酒的故事虽说法不一,但其“始作秫酒”却是人所共识。相传,杜康酿得“秫酒”之后,总结出“三蒸三酿、五齐六法”的酿酒之法。可见,杜康是华夏酿酒鼻祖,杜康酒文化源远流长,且具有无可辩驳的肇始性。

  厚重的杜康酒文化润泽了杜康,并成为了杜康生存、成长的“源头活水”,为之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近年来,杜康站在“诗酒文化”的“高地”上,努力打造集企业文化、品牌文化、美酒文化、传统文化、酒祖文化于一体的“杜康文化”,极大地提升了“杜康”这一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而今,乘着豫酒振兴的东风,基于“诗酒文化高地”的底蕴,“杜康”这个古老的白酒品牌,已经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未来,必定可以再续往日辉煌。